王安忆解读《悲惨世界》：一个人 苦行苦修

　　【华舜网】“一部好作品，情节不能铺得很开，要拎起来就只有一句话。复杂，但决不庞杂、杂芜，是有秩序的，这种秩序是可以提纲挈领的。”
　　作为名著，《悲惨世界》是那样复杂，但情节又异常简单，王安忆说，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它的故事：“一个人也就是冉·阿让的苦行、苦修”。修行不是在宗教场所，而是在世俗人间，这个“俗世”就用“悲惨世界”来命名。
　　对于冉·阿让，苦役场是地狱，蒙特伊城是天堂，巴黎是人间。冉·阿让的苦行一定在人间进行。因为地狱会把他变成魔鬼，天堂又太不真实，所以必须来到巴黎，巴黎才是真正的修炼场。
　　小说的末尾，冉·阿让快死了，马吕斯带着珂赛特来了。最后时刻，冉·阿让告诉珂赛特：“你的母亲叫芳汀，为了你吃了很多的苦！你是那么幸福！她是那么不幸！”每个人包括珂赛特都是这个悲惨世界的种子，都要种植下去，然后生长、开花。
　　冉·阿让以他的真身完成了修炼，也要让珂赛特获有她的真身，完成她的修炼，这个责任谁也代替不了，谁也避免不了！芳汀就是珂赛特的真身。别看你现在多么的幸福，可是我要告诉你，你的母亲多么苦！
　　他要把这个任务交下去，继续悲惨世界里的修行。

　　我为什么要谈《悲惨世界》呢？在我阅读的世界里有两座大山，一座是《悲惨世界》，一座是《战争与和平》，我一直很想去攀登。这两部作品太重大了，规模非常宏大！现在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对当代作品进行过度解释，很小很小的细节被赋予很多很多的意义。
　　而对于古典的东西，或许因为它们结构复杂，于是我们便不谈，这样其实我们损失了很多重要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必须来面对这两部巨作。当然在这两大工程之外，我还有个余兴节目，将来有时间我也要去分析的，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全部侦探小说，她的小说我已经读了70%，统统读完可能也是一件蛮艰巨的事情！这就是我的阅读世界里的三件任务！
　　2012年10月份，当我把我手里的东西写完的时候，我决定给自己放假，一个“读书假”。几年来，特别是在那两三年里，我一直不停地写，几乎每天都在写，哪怕是在旅行的途中、飞机上、旅馆里，我都在写，好像有一种惯性，写到9月份，我就觉得应该暂时收尾了。这样不停地用着已有的东西，好像快用光了，应该去读些书！
　　真要去读书的时候，我就非常兴奋，仿佛自己将面对一个很盛大的节日，非常愉悦！我觉得自己要开始过一段“好”日子了。从台湾海运回来的两箱书也到上海了。我觉得好有福气，可以生活在文字这么充盈的世界，可以有这么多书让我去读！当我一本一本地去读，基本是两天一本、一天一本，我觉得这近乎是一种“奢靡”！
　　一个人怎么可以如此沉迷在这样的快感里面？我忽然感到应该让这种快感抑制一下了，于是我搬出了《悲惨世界》。 　其实，对于《悲惨世界》我做过很多的笔记，但当我决定真正要攻克这座堡垒的时候，我还是感到害怕。因为它是那样复杂，它的复杂绝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复杂！因为它的情节又是异常简单，它就可以简单到这样的程度，我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它的故事。所以我特别强调一部好的作品，它的情节不能铺得很开很开，拎起来就只有一句话。
　　这样的作品虽然复杂，但它绝不是庞杂、杂芜的，它是有秩序的，这种秩序是可以提纲挈领的。那么《悲惨世界》对我来说，它可以概括为这样的一句话：“一个人也就是冉·阿让的苦行、苦修。”这个人的修行不是在宗教场所，而是在世俗的人间，这个“俗世”就是用“悲惨世界”来命名的。
　　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故事，但当我真正面对它，我却看到有那么多的材料、那么多的事件，我应该如何去铺排它？我如何去想象这样一位几百年前的作家，他是如何来安排他的故事、他的人物和这些不同的场景？
　　这里顺便说一下我对“现实”的理解，雨果最后完成这部作品的时间应该是1862年，而他所写的故事主要发生在1831、1832这两年，与他写作的时间已经相差了三十年，但我们从来没有怀疑雨果是个不关心现实的作家。因此，我们应该将反映“现实”的尺度放宽，不要以为反映“现实”就必须是反映当下的、今天的现实，我觉得这应该有一个宽度，对“现实”最起码宽容到100年间。 　　像雨果这样积极的、非常接近世俗的作家，所创作的《悲惨世界》，是写三十年前的，发生在1831、1832年的故事，背景则是法国大革命，1793年。这就是作家考量现实的耐心和定力。
　　还有一点，我想作一个解释。1994年我在复旦大学开了一门课，整个课程都用来说明我对小说的看法，我坦白我的观点至今未变，所以今天我解释《悲惨世界》，仍旧是以我当时的观念，这个观念就是：小说不是直接反映现实的，它不是为我们的现实画像，它是要创造一个主观的世界。
　　这个“世界”是不真实的，于是造成它的两难处境，因它所使用的材料却是现实的。这是因为小说世俗的性质，和诗歌、绘画都不一样，它在外部上与我们生活的世界是相仿的。如我这样的写实主义者看小说的方法和阅读的角度，一定有着自己非常主观的立场，因而我今天对于雨果这样一位浪漫派作家的解释可能完全是不对的，完全背离了他的初衷的，但今天我仍然要把我的阅读经验告诉给大家，或许能让大家多少受些启发。
　　我想，写实主义者有这样一个特征，他们生性对生活的外部有种迷恋，他们比较喜欢生活外部的细节、面貌，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觉得生活特别好看，生活的好看是因为合理，总是从人的需要出发的，出于人的需要的存在，会给人一种非常有秩序的感觉。对我来讲要做的事情就非常简单，我要把好看的东西都猎取过来作我的材料，创造我的主观世界，这些材料非常精美，当然不是所有而是指其中的精华。
　　所以我这样的写实主义者是很难脱离生活的现实去谈小说的，因为我们不能创造一个神怪的、离奇的故事，也不会塑造一个仙人、超人、侠客，我们的理想就是要写一个与你、我、他有着相似的表面却有着和你、我、他完全不相同的内容的人。
　　以上是我所作的解释，现在可切入正题了。 　　我刚才所提到的概括《悲惨世界》的一句话是： 一个人即冉·阿让的修炼过程，他修炼的场所就是在悲惨的人间。我将他苦修过程的时间和空间作一个介绍。
　　时间上是1831年和1832年，这是故事集中发生的时间，小说用整整一个章节谈这两年。在这之前的时间阶段有两个需要重视，其中一个是拿破仑的“百日政变”，我们熟悉的说法是“滑铁卢败北”，发生于1815年。
　　雨果用了一个非常优美的倒叙的方式： 1816年有个行客来到了乌古蒙，他在非常优美、宁静的农村田园风光里，走过一个农家院落，看见一个姑娘在干农活，姑娘边上放了一些农具，周围很安静，太阳非常好。他看到门上有坑坑洼洼的地方，村姑就告诉他，那是去年滑铁卢战争所留下的。这就像我们中国的一句古话，“要问朝廷事，请问砍柴人”，一个轰轰烈烈的事件在一年以后就归于了平静。
　　然后他再回述当年战争的很多细节，从几个方面来说明当时战争的神奇性。当时拿破仑打的这场战争，到了雨果笔下当然不会是真实和客观的，可以肯定有很多从他自己需要出发的虚构的地方。他描述这场战争的时候，特别强调细节，比如天气，下了一夜的雨，地比较泥泞，炮队就没有准时到达地点，这是一个很偶然的因素，但这些很小很小的变数在拿破仑绝对优势的战役里成了决定性的转折因素。
　　他写得非常仔细，很有趣，他一节一节地写，又比如碰到了一个不成熟的向导，指错了路，还比如没有好好看地形，再是军情刺探得不够准确。总之都是非常小的并不足以影响整场战争的过失，结果却使战争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
　　当雨果叙述完这场战争的时候，他说了这么几段话作结束： 这场战争即使没有这些变数的话，拿破仑他也要输的！他为什么要输？是上帝要他输，上帝是绝对不能让他赢的！为什么呢？因为出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历史再也不是英雄的历史！因此，拿破仑的覆灭实际上是意味了一个民主的时代的崛起。好，拿破仑战败了，到滑铁卢为止，这个时代没有英雄了。 　　再次说明，我完全是以我的阅读方式叙述，不是按照作者写作小说的方式叙述。作者雨果的想法，已经无从推测了。

　　大作家就是这样，当他在叙述大的事件的时候，好像漫不经心地用了几笔，但这几笔就为后来的故事埋下了伏笔。什么伏笔呢？当战争打完、遍地横尸的时候，从远方走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显然是个无赖，这个无赖在战场上东看看、西看看，看尸体上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佩带，这是一个趁火打劫的人。
　　忽然，他看到在尸骨堆里有一只手，手上戴着一块金表。于是，他为了得到金表，就把这只手从尸堆里拖出来，拿走了这只金表。而他把这只手拖出来，倒在无意中办了一件好事。那个人本来是被尸体死死地压在底下的，被拖出来之后，呼吸了新鲜的空气，忽然清醒过来。军官很感激这个人，就问：“你是谁？我将来一定要报答你！”那个盗表的无赖说他叫“德纳第”。从此，军官就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名字。
　　在这个战役中这件事情是非常微小的，它不是一个显笔。可事实上，这里已经有两个人物出场了。一个是德纳第，他在芳汀的女儿珂赛特和冉·阿让的生活命运当中起着很大的作用，他是一个小旅馆的店主；还有一个人是彭迈西——珂赛特的恋人，马吕斯的父亲。
　　在介绍大背景中，不经意间出场了两个人物，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大手笔。当我们写小说的时候，或者是完全撇开我们的故事写背景，尽管写得波澜壮阔，但我们的人物是介入不进去的；或者就是让我们的人物孤立地担任角色，然后你就很难把他们与重要背景调和了，而雨果就是能够这样漫不经心地让人物从容显现于背景中。
　　雨果写滑铁卢败北是为写1831年和1832年作准备，我觉得他是为了写一个巴黎民众的狂欢节，这个狂欢节需要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没有英雄了，民众起来了，这是走向1831年和1832年的重要一节。
　　插入一下，雨果对民众有一种特别强烈的矛盾心情，在他的小说中，民众都是一个歌舞的背景，都担任了一种大型歌舞的群众角色，非常欢腾、非常鲜活，可是同时民众身上又有非常糟糕的弱点，最后都要有一个神出现，把民众给领导起来，这就是雨果浪漫主义的体现。
　　第二个需要重视的时间阶段是拿破仑的政变失败，然后路易十八登位。这段日子他写得非常有趣。这是在法国大革命失败的日子里，已经基本上看不到一点革命的可能性因素，在这段时间里的法国巴黎，有一种奢靡的气氛，非常享乐主义，街上出现很多新时尚，知识分子开始为民众写作文艺作品，就像流行音乐和肥皂剧。让人觉得经过革命以后，整个法兰西很疲劳，需要好好休息来喘口气。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故： 四个大学生在巴黎读书，他们勾搭了四个女工，其中一个人就是芳汀。这些女工很快乐，她们没有道德观念，和大学生们及时行乐，郊游啊、做爱啊，但是这四个大学生当然不会真正属意于这些女工的。时间在一天一天地过去，终于有一天，四个大学生在一起商量了一个游戏： 就是带着这四个姑娘到郊外去野游，纵情快乐一场，然后不告而别。 　　对于这样的结果，其他三个女孩子都无所谓，他们走就走了，可对芳汀来说这件事情很糟糕，因为她已经有了和大学生的一个孩子。芳汀是个很本分知足的人，她一点没有想到要用孩子去要挟那个大学生，这样，她就成了一个单身母亲。在这个时间阶段里边，故事不经意地开头了。
　　接着时间就走到了1831年和1832年，这是雨果要着重描述的阶段，重要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一个没有英雄的民主时代、一个世俗享乐风气造成苦果的时代，慢慢地走到了1831年，苦果开始成熟了，它会酿出什么样的故事呢？这是故事的时间条件。
　　空间上，主要场合是巴黎。雨果非常钟情于巴黎，他对巴黎的描写非常美、非常壮阔，写出了这个城市的性情。当然，走向巴黎也是有准备阶段的： 第一个是苦役场，文中虽然没有出现大段的正面描述，但这个苦役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空间舞台；第二个是靠海边的蒙特伊城，在这个城市里，冉·阿让成为一市之长，地位升高，得到很多人的尊敬。
　　对于冉·阿让，苦役场是地狱，蒙特伊城是天堂，巴黎是人间。冉·阿让的苦行一定是在人间进行的，他是在人间修炼的，因为地狱会把他变成魔鬼，而天堂又太不真实了。所以他必须来到巴黎，巴黎才是他真正的修炼场。
　　对巴黎这个地方，雨果写得真是大手笔！为讲述方便，我把它分为硬件和软件。首先，硬件，也就是布景的性质，有这么几个场所： 一个就是戈尔博老屋，这是冉·阿让把珂赛特从乡下领到巴黎来的第一个藏身之所，是一个非常荒凉的、靠近郊区的一个场所。在戈尔博老屋周围都是一些悲凉的场所，疯人院、修女院、救济所。
　　再一个就是普吕梅街，这是冉·阿让带着珂赛特离开修道院后安居乐业的地方。在这个花园里面，马吕斯和珂赛特曾在一起谈情说爱。这个场所给人感觉非常奇妙，我们现代人已经没有想象力去写一个浪漫的场所，我们的浪漫主义走到了咖啡馆里，真是不知道浪漫是怎么回事情。
　　这普吕梅街我们待会儿再讲，它是如何为一场浪漫剧构置舞台。还有一个地方场所是科林斯酒馆，就是街垒战的那个地方，指挥所，这也是很有趣的地方！酒店历史挺长，外表看起来很龌龊，墙上都是油烟污迹。这就是历史在物件上留下的印痕——垢。科林斯酒馆是个积垢很厚的地方。
　　以上这些都是地面的构造，地面以下的空间是下水道。“下水道”的描述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我向大家坦白，雨果在这个“下水道”里还寄托了很多的含义，而我现在却不能够真正了解。他那么耐心地去写那个下水道，呈现出的场景非常恐怖，肮脏黑暗，可你又被它折服，你会觉得它是那么宏伟、充满了彪悍的人力，似乎是人文主义的一座纪念碑，在它面前，善与恶的观念就变得很渺小。尽管我至今未曾完全理解它的涵义，但不管怎样，它使我看见了这个城市的立体图。
　　地面以上的空间，可以说是巴黎的光芒，巴黎最辉煌的建筑——街垒。这个街垒真是让我吃惊。雨果写1831、1832年，大学生，工人搭的街垒，可是他没有写得太多，他是这么写的，“你们有没有看见过1848年的街垒”。1848年发生了真正推翻波旁王朝的二月革命，可以说法国大革命到此才最后成就，尘埃落定。
　　他用一章的篇幅写了两座街垒，一座是废墟一样，以各种物件——大的有半间披厦，小的有白菜根——犬牙交错堆积起来；另一座却是精密地用铺路石砌成，平直，笔陡。前者有着无政府主义的精神，后者则是严格的纪律性。我觉得这个街垒砌出了大革命的形状。
　　以上是硬件。
　　和这些硬件形成对比，分庭抗礼的就是他笔下的人物，即他的软件。我觉得雨果的作品特别能够改编为舞台剧，那么多的人物，做着不同的姿态、发出不同的声音，气势恢宏。 　　雨果笔下人物最大的基座是市民，这一阶层是最寄托雨果的同情和批判的阶层。市民阶层中有一个代表人物，叫马伯夫先生，他是一个教堂财产管理人，一个生性淡泊的老人。他在教堂里进进出出目睹了很多事情，他注意到，每到礼拜日就有一个中年男人，脸上带有伤疤，好像有过军旅生涯，很失意的样子，总是偷偷地在柱子后面注视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小男孩做弥撒，老人一直目睹着这个场景。
　　这个小男孩就是马吕斯，长大以后有一天，他又来了，而此时他的父亲已经死了。老人就告诉马吕斯：“以前，他每个礼拜来看你，他非常非常爱你！”这一句话深深地触动了马吕斯，促使马吕斯转变了世界观。这位老人最后死得非常壮烈，所以我要说他是市民的一个代表人物，他是在懵懵懂懂的状态下走到了街垒战的中心。
　　他非常温和、安静、单纯，一生只有两个爱好——植物和书，他是版本学家。他没有大的奢望，可是他还是发现世道在越来越走下坡路： 他的兄弟去世，他的公证人侵吞他的一点点财产；七月革命引起图书业危机，他写的《植物志》没了销路；他的收入越来越少，心爱的珍本一点一点出手；一次次搬家，越搬越偏远；他完全不知道生活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完全不知道背后的政治的、历史的原因。最后，他壮烈地牺牲在了街垒战中。
　　还有一个群体是流浪儿。雨果笔下的流浪儿会让你感觉到他们那种非凡的快乐，他觉得他们是巴黎的种子，巴黎的孩子，他们在污浊的生活里面打滚，但由于他们天真、纯洁，所以他们居然很健康，他写流浪儿写得非常有趣，充满了热情和喜悦，他很喜爱这些小孩！他们没有对生活的要求，只需要一点点条件就能维持自己的生存，可他们却那么开心、快乐，把这个悲惨的世界看成了一场游戏。
　　在他们里面也有一个代表人物——小伽弗洛什，他是德蒙第的儿子。德蒙第家共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儿很受宠，而他却很早就被父母一脚踢到街上，是个有家不能回的小孩。这个小孩也很令人惊讶，他最后也是牺牲在街垒战中，他把街垒战也看成一场游戏。这里也许就包含了雨果对革命的一种看法，雨果认为革命是一场壮丽的游戏，因为在上帝眼里人人都是顽童。这个孩子非常热烈地参加到战争中去，后来因为跑出街垒掩护，拾捡武器枪弹，被政府军击中。
　　雨果特别强调这在街垒战中牺牲的一老一小，这一老一小都是他心目中巴黎最好的人物，可以说是巴黎的世俗精英。
　　那么还有一队人他认为是光芒，是整个法兰西的光芒，就是大学生。大学生是街垒站的领导者，他们在流浪儿的纯洁之上增添了理性，在市民的生命力之上增添了理想，他们是法国大革命孕育的胎儿。他这是一级级往上走，底下是市民，上面是流浪儿，再上面是大学生。
　　沉在“市民”这个地平线之下还有两层，一层是警察，这是国家机器，其中的典型形象，就是沙威。沙威是这个人群的一个代表，关于他，大家了解得可能比较多。再底一层是黑帮，黑帮是以德纳第为代表的，德纳第的笔墨非常多，他在冉·阿让命运中担任了较多的任务。这是故事整个发生的时间和空间。